2027年人口将跌破14亿，经济学家建议：若不征税就刺激富人消费

• 2026-09-14

2026年1月19日，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人口数据，全国人口为140489万人，比上一年减少339万人；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，死亡人口1131万人。 到了2月28日发布的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，这组数字再次得到确认。 人口减少已是事实，但标题所说的2027年跌破14亿，不能直接当成官方确定的时间表。 2025年末，中国人口距离14亿还有489万人，而当年人口减少339万人。假如机械地把这一年的减少规模延续下去，距离14亿仍然需要一段时间；可人口变化并不是每年固定减少同一个数字，出生人口、死亡人口和年龄结构都会影响后续结果。 因此，2027年是否跨过这条线，应当留给统计数据验证，而不是拿一个预测替代事实。 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降至792万人，死亡人口达到1131万人，自然增长率为负2.41%。这意味着人口自然增长已经连续承压，未来新增劳动力的来源也会随之变化。出生人口减少的影响不会在当年全部显现，而是会沿着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和就业市场逐步传导，形成一条跨越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影响链。 从现实情况看，人口下降与劳动力短缺不能直接画等号。2025年末，全国16至59岁人口仍有85136万人，占总人口的60.6%；按国际上常用的15至64岁口径计算，劳动年龄人口为96848万人。 这个规模依然庞大。眼下需要解决的，不是简单地寻找更多劳动者，而是怎样让现有劳动者具备更高技能、获得更稳定的就业，并让企业有能力用技术进步弥补部分劳动力缺口。 这也是为什么人口问题必须和产业升级放在一起分析。 过去，一些行业依靠较充足的劳动力扩大产能，企业竞争更多集中在成本、规模和供应链效率上。今后，制造业要面对的则是技术、人才和生产效率的综合竞争。 机器人、工业软件、人工智能和智能装备的应用，能够帮助企业减少重复劳动，提高产品质量。不过，技术替代并不意味着所有岗位都能自动消失，设备需要维护，系统需要开发，生产流程也需要懂技术的人来管理。 人口结构变化还会改变市场需求。2025年末，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38万人，占总人口的23.0%；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365万人，占15.9%。这些数字意味着，养老服务、医疗健康、康复护理和适老化产品的需求将更加突出。 过去围绕年轻家庭形成的消费市场，今后需要与银发经济共同发展。老龄化既会增加公共服务压力，也会催生新的就业岗位和产业空间，关键在于能否把需求转化为有效供给。 人口减少与消费不足之间，也不是一条简单的因果关系。一个家庭可能因为收入增长而增加消费，也可能因为担心失业、医疗支出或养老负担而选择储蓄。 即使人口总量保持不变，如果居民收入预期偏弱，消费市场也未必活跃；反过来，即使人口总量下降，只要居民购买力提高、服务供给改善，消费仍然可以出现新的增长点。判断经济活力，不能只看人口规模，还要看每个家庭的收入、支出和未来预期。 如果不征税，就要刺激富人消费。 这样的说法抓住了收入分配与消费之间的联系，却把政策选择压缩成了一个过于简单的二选一。税收可以调节收入分配，也能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，但征税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消费。 假如增加税收后，公共服务没有改善，居民收入预期没有变化，消费意愿也未必提高。政策效果取决于税收如何征、征到的钱用在哪里，以及不同群体的实际反应。 讨论富人消费，首先要区分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。高收入家庭通常具备更强的购买能力，但新增收入未必全部用于日常消费，部分财富可能进入储蓄、金融资产、企业投资或其他资产配置。 要让高收入群体增加国内消费，不能只靠道德劝说，更需要提供值得购买的产品和服务。高品质医疗、文化艺术、体育休闲、专业教育、旅游度假和高端制造产品，都可能成为消费增长的方向，但前提是服务质量、市场规则和消费者权益能够跟上。 更重要的是，刺激富人消费不能取代扩大中等收入群体。 高收入家庭即使增加一部分消费，也难以独自承担整个国内市场的增长任务。普通工薪家庭、个体经营者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收入变化，才与大量日常消费紧密相关。 一个家庭能否换家电、添置汽车、安排旅行、改善住房，往往取决于工资是否稳定、工作是否持续，以及未来几年的支出是否可控。消费政策若只盯着少数高收入者，覆盖面和持续性都会受到限制。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把提振消费与改善民生联系起来，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、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，并强调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、完善薪酬和社会保障制度。 这一政策思路的重点，不是让某一类人承担全部消费增长任务，而是从收入、保障和消费环境多个环节共同发力。居民有收入，才有消费能力；对未来有信心，才更愿意把收入转化为实际支出。 同一份政策部署还提出，推动消费持续增长，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，并与促消费政策结合起来。这里的“内生动力”很关键。一次性补贴可以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