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19岁那年曾和三个姑娘睡过,奇怪的是她们后来全都出了事
那年我十九,在砖瓦厂替老赵看夜窑。半夜饿得前胸贴后背,摸进食堂后门,灶台上扣着一盆冷馒头。正啃着,小琴拎着蛇皮袋进来,袋里空酒瓶叮当响。她大我两岁,虎牙一笑,把咸菜碗往我这边一推:“叫声姐,这碗归你。”我就叫了。窑火不能断,她陪我蹲在窑口烤火,说她爹没了三年,娘改嫁了,每月八十三块工资攒着给弟弟念书。后半夜她靠我肩上睡着了,头发里一股葱花味儿。天亮前她往我裤兜塞了两个热鸡蛋。后来我常去食堂后门找她,她总留吃的。有回她弟来拿学费,瘦得跟竹竿似的,她往书包里塞钱还揣瓶辣酱,人走了她转身剁白菜,案板山响。入冬她忽然不搭理我了,门也锁了。老赵说她弟打架要赔钱,她回去处理。我等来一封信,县医院寄的,说住院了别去找。我还是去了——传染病房里她脸黄得跟草纸一样,赶我走,我不走,她喊护士把我推出去。走廊里碰见她弟蹲着哭,说姐姐卖血染了肝炎,为给他凑赔偿款。开春她出院去了南方,再没消息。 第二个叫春桃,县城录像厅门口卖瓜子,短头发圆脸,枣红棉袄。我搬砖那阵每晚去看录像,两毛钱一场,她瓜子一毛一酒盅,头回就多抓一把塞我兜里:“炒糊了,便宜你了。”有回散场晚,我帮她把箱子搬回巷子偏房,她倒杯水让我坐,聊到半夜,说困了,不嫌挤就在床那头躺会儿。中间隔一排瓜子袋子,后半夜她脚伸过来搭我腿上,凉得很,我把棉袄给她盖上。后来常在她那儿睡,有回她嫌袋子碍事一脚踹下床,说挤死了。她手上有冻疮,我给她抹蛤蜊油,她说你手倒是细。她提过一次对象在省城开车,后来没了联系,我问还等吗,她说等个屁,指不定死哪个牌桌上了。转年三月新老板收回偏房,她说要不咱俩去省城摆摊,我犹豫两天没应。那阵她话少,瓜子嗑得凶,嘴唇起皮。有天晚上我去,门虚掩着,她躺床上,旁边一个空药瓶。我背她去县医院洗胃,路上她趴我背上说胡话,说以前在省城蹲过半年,对象让她坐台,她不干跑回来的。洗完胃她抓着我手说别跟人说,丢人。出院第三天人就没了,留一封信就一行字:我走了,你别找。后来听说有人在省城长途车站见过她,灰褂子,红塑料袋。 第三个叫翠翠,镇上卖豆腐的。我那年秋天改拉啤酒,天天路过她家豆腐摊,她不爱说话,找钱低着头,硬币搁案板上让人自己拿。有回一箱啤酒摔碎,我蹲地上捡,她拿扫帚帮我扫玻璃碴子,扫完说:“你裤子湿了。”我一低头,裆开线了。她抿嘴笑,回摊上拿了根白线,让我进后面堆豆渣的棚子里脱下来,她蹲外面缝。穿出来时她正把针别围裙上,耳朵尖红着。打那以后我路过就买块豆腐,她每次多切一小条搁秤盘里:“剩下的一点边角。”入冬她爹托我砌炉子,她打下手递砖递泥,手冻得通红,趴地上扇风口,马尾扫来扫去。熟了以后我晚上收工去坐坐,她爹爱喝两盅,喝完先睡,我俩烤炉子,豆皮卷葱丝搁炉盖上滋滋冒油。有天下冻雨走不了,她爹说挤挤吧,翠翠把弟弟的床让给我,自己睡里间,隔一道布帘。她问冷不冷,我说不冷,过了一会儿帘子底下塞过来一个热水袋。第二天她爹看见我从她弟屋里出来,啥也没说,吃饭多给我一个咸鸭蛋。我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。腊月初八豆腐坊没开门,她爹眼睛肿着,说翠翠去姑家了,姑在邻县医院。等了半个月没见人,再问,她爹蹲门槛上摁灭烟头:“别等了。”隔壁杂货铺老板娘告诉我,翠翠从小有个腿疾,膝盖里烂了块骨头,走多了就瘸,发作起来要剜肉刮骨。她姑带她做手术,没做好,感染了要截。我打听到省院地址坐车去了,病房门口看见她一条腿卷着纱布,人瘦一圈。她先蒙住头,十分钟后掀开被子满脸泪:“你走吧,我这条腿保不住了。”我说那我也来。她说你拿什么来,才十九,家里能同意你娶个瘸子?拿枕头砸我,喊护士撵人。我在省院门口坐到天黑,兜里钱只够买张回程票。后来她装了假肢,嫁给邻镇修鞋的,大她十二岁。 俗话说“麻绳专挑细处断,厄运专找苦命人”,可这三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?小琴为弟弟,春桃为对象,翠翠为腿病,桩桩件件没有哪一样是我带去的。可每次想起,都是后半夜她们睡熟了呼吸匀匀的,我醒着瞪眼看屋顶的样子。小琴头发里的葱花味儿,春桃搭过来的凉脚心,翠翠从帘子底下推过来的热水袋——那点热乎气我记得清清楚楚,比她们后来出的那些事都清楚。如今我四十多了,偶尔半夜醒来还犯嘀咕:到底是她们的命太苦,还是我这个人命硬,把她们都克了?又或者,那年月十九岁的我,除了陪她们蹲在窑口烤火、把棉袄脱下来盖脚、从帘子底下接一个热水袋,其实什么也做不了——就像那箱摔碎的啤酒,玻璃碴子扎手,我蹲在地上捡,能捡起来的也就几片碎渣子罢了。 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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